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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衷寒为何能被蒋介石赏识贺衷寒有何本领【人物风云】

发布时间:2019-09-29 14:02:38 阅读: 来源:甲醛生产家厂家

1927年4月12日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,接着宁汉合流,全国出现一片白色恐怖。但是,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,革命的武装斗争如星火燎原,尤其是红军在湘、赣和鄂、豫、皖边区的发展,更使国民党反动派日夜不得安宁。1930年12月,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“围剿”,不仅被红军迅速粉碎,而且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活捉。铁的事实使蒋介石认识到,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,于是提出了所谓“三分军事、七分政治”的指导原则,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,用“加强军民政治训练”的办法,维系其内部统治,破坏红色根据地内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。由于贺衷寒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,又曾两次去过苏联,蒋介石便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,于是急召他回国。

1931年2月,贺衷寒回国后,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、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、鄂豫皖边区“剿匪”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。国民党部队分为嫡系与杂牌两大类,嫡系部队因经过“清党”运动,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所谓“嫌疑分子”被“清”出军队,杂牌部队原来就无政工人员。针对这种情况,贺衷寒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,在原有高级政工干部中挑选130人,办起了“星子训练所”(即军校特训班前身),对这些人进行为期两周的短期特别训练,讲习“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”及所谓“对全国军民宣传和平统一的国策”。蒋介石对这个训练班也特别感兴趣,先后5次亲自到该所训话。这些学员,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政治训练的骨干。

当时,国民党部队不仅政工干部缺乏,政工体制也极为混乱,南京的中央委员会政治训练处,不能对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实施有效控制,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。1933年2月,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,采用办“政训研究班”和“军校特训班”的办法,抽调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原有政工干部和大专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,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,并规定各军、师都设政训处,团、营、连派指导员,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委派,而这些人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。这样,贺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,最多时达3400余人。贺衷寒还与刘健群、袁守谦等人策划,采取派遣“宣传队”的形式,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、东北和西康等地国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,以防止这些军队“异动”。

贺衷寒先后主持召开过3次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,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政治理论,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政工文件。如:1933年5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军第一次政工会上,拟订了《政训令》,明确了所谓政治工作在军队的17条任务和职权;1934年3月在南昌召开的第二次全军政工会上,针对“剿匪”(围剿红军)与“整军”之双重任务,又制订了“新的工作方针”;1935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军政工会议,专门研究了军队各级政工机构如何配合抓好“整军”的问题。7月,由贺衷寒主持制订的《整军宣传方案》和《整理部队政训工作纲要》等文件正式出笼。

贺衷寒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“三分军事、七分政治”的办法“围剿”红军方面,可谓呕心沥血,绞尽了脑汁,提出了许多反共、反人民的坏点子。如在他主持军队政训工作以前,各种书刊和公私文件上对于围攻红军一事用词各不相同,有的用“剿赤”,有的用“剿共”,贺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统一用“剿匪”二字。他还着重从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“围剿”红军的办法,更是受蒋介石赏识。

从1932年至1936年,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、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、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、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员、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、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。这样,贺衷寒就将国民党军队、乃至全党、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,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。贺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训练的同时,还积极参加直接为蒋介石所掌握和为其服务的法西斯特务组织――“中华复兴社”的筹组工作,成为该组织“十三太保”中的核心人物,他与邓文仪、康泽、戴笠等人被称为“复兴社”的4大台柱,而贺衷寒名列第一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倾轧,坐在“国民政府主席”宝座上的蒋介石,深感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。但他处心积虑、苦心焦思的,并不是怎样去抗日,而是想搞出、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,加强他的国家机器,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。

蒋介石有一个特点,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,而是惯于用骂人的方式,迫使部属去揣度他的心思,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。这次也是这样。这年的11月间,他接连几次在南京召集贺衷寒、康泽、桂永清、肖赞育、周复、膝杰、郑介民、戴笠、曾扩情等黄埔爱生开会,只是一个腔调,叹中杂骂、骂中杂叹地说:“我的好学生都死了!你们这些又不中用。现在时局艰难,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……”蒋介石的独角戏唱完,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。贺衷寒脑瓜最“灵”,每次蒋介石“训”完之后,就把“这些不中用的学生”约到他家里去商量,揣摸“老头子”的真正意图。第一次没有结果,第二次大家议出了一点头绪,认为“要组织起来”。当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去开会时,蒋介石一骂完,贺衷寒就立即站起来,泪流满面地说:“时局虽然很困难,只要我们能团结(即“要组织起来”的意识),还是有办法的。”这时,蒋介石感到这些“不中用”的学生还是有点用,有点门道,就一面骂,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,并露出了自己一点点真实意图。他说:“我们要有像苏联那种‘克格勃’的组织就好了。”最后,蒋介石叮嘱这些“不中用”的学生“慢慢地去研究”,就结束了这次会。于是,贺衷寒又第三次把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,研究怎样组织起来,对组织名称、政治纲领、组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,但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。以后,又连续开了几次会,还是没有结果。这时,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,离开了“主席”宝座。但是,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。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,根据胡宗南的提议,这些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学生,推举贺衷寒、邓悌、膝杰、周复、康泽等5人负责筹备。第二天又召开筹备会,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,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。1932年2月蒋介石复职后,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赶快搞成那个组织。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、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,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,并决定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为“中华复兴社”。

1932年3月初,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开复兴社成立大会。按该社章程,蒋介石是“真命”社长,自然毋庸选举。此外,选出贺衷寒、邓悌、腾杰、周复、康泽、桂永清、潘佑强、郑介民、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。会后,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、邓悌、膝杰3人为常务干事。

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膝杰,他是黄埔四期生,资历较浅,能力也比较弱,并且与贺衷寒的私交甚好,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。1933年1月,贺衷寒接替膝杰担任书记,由于贺衷寒狂妄自大,常以黄埔领袖自居,遂引起蒋介石的讨嫌。1934年8月,由邓悌担任第三任书记。邓梯是留欧派首领,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,但此人过于自负,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,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。1935年10月,贺衷寒联合留日派将他赶下台,由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(以前三任都为“书记”)。刘健群不是黄埔出身,原只是何应钦的秘书,因曾上书蒋介石,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“蓝衣社”,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,被人称为蒋介石的“螟岭子”,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。1936年8月,刘健群调北平工作,由郑介民代理书记长。这样,至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之前,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以常务干事的身份负实际领导责任。

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。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、撰写文章,利用他主办的《前途》月刊和《扫荡报》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传,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、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主持南昌的“新生活运动”等活动。他的著作虽不多,可长篇大论的讲演却很不少。他对“蒋介石教义”的阐发和注疏,也自命为第一人。如他所写的《新生活运动的意义》一文,就为蒋介石所提倡的所谓“礼义廉耻”,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。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,不像邓文仪那样总是一大串语无伦次、乱七八槽的口号堆积,而总要咬文嚼字,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。从1933年到1937年间,贺衷寒每年出版一册《一得集》,打着“救国”、“统一”`“复兴民族”的招牌,宣扬“一个主义、一个政党、一个领袖”的独裁理论和“攘外必先安内,抗日必先剿共”的反动政策。

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,因此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。1935年11月,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,次年1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,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,并获四等云麾勋章。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、能力、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,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,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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